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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1 22:13:212835 字0 条评论

撒旦篇章:第一章 “撒旦”眼中的战争·一场名为战争的角色扮演

来自合集 游戏背景科普 · 关注合集

标题字数超了,删了一部分没啥影响,这两篇说是科普,到更像是给喜欢玩加特林梗的人看的——与游戏背景没有直接联系,但可帮助理解游戏里周围人的行为和言论


在当今这个功能细化的社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人们都希望、抑或不得不去满足一系列角色的特定要求。我们很多时候都将自己的行为视作理所当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正在遵照一系列角色的要求做出行动。这一类角色通常是社会学家对社会进行细化的依据:如性别、年龄、出生地或受教育水平。我们虽然可以有意识地感知到这类角色所涉及的种种要求和标准,也能够对其进行详细的探究,但是一般我们都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亦不会刻意为之。然而,这些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角色却决定着我们在感知、判断和行为时的选择。而且,别的规则常常不得不为它们让位——这一点在性别和年龄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例如:社会对一位成年女性的期望全然不同于对年轻少女。虽然没有任何条例或者法律对此进行硬性的规定,但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都对这种规则“心知肚明”。

另一类角色与上述角色截然不同。我们常常在职业生涯中将这类角色视为清晰的目标,它们的要求不断更新,从而促使人们必须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努力学习。例如:如果一个数学系的学生希望将来进入保险业并成为一名保险精算师,那么他就必须为了满足新的要求而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改变:从着装标准、作息时间、交流谈吐甚至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等等,可谓事无巨细。与之相比,快要为人父母或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回家的人则会经历更深入细微的过渡过程。除此以外,当人们进入一个“绝对机构”时也会面临一种极端的角色转换,比如:进入修道院、监狱或者入伍——后者与本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机构,如国防军或党卫军,对其成员的要求是绝对性的服从:他们必须统一着装、梳相同的发式,从装束上完全被剥夺了个性和自主性。他们也没有权力自由支配时间。他们时刻面临各种体罚,操练和刁难,一旦违反了任何规则,还会受到无情的惩处。绝对机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造就了一个独特的与世隔绝的世界,因为它追求的就是循规蹈矩:士兵们不仅要学会如何使用武器以及怎样在战场上进退,更重要的是学会服从,服从绝对的等级制度,时刻做到令行禁止。绝对机构创造了一种群体特质,在这个群体中,机构的标准和强制力对个体的影响远远超过通常的社会条件。因为在这里,成员所在的群体和同伴并非自己所选,他们也没有选择的权力。成员属于哪一群体,完全取决于分配。

绝对机构的特点在于,它们在培训期间会全方位地剥夺成员自主的权力,但在培训结束后,它们会根据成员所在的不同等级或阶层赋予他们相应的自由度和自主行为的空间。那些关于老成员对新成员强行羞辱的现象在绝对机构中司空见惯,这种行为导致的悲剧早已屡屡见诸报道。这些行为在和平年代已经引人注目,在战争期间就更加肆无忌惮。试想,当战斗行为从虚拟的场景转化为生活中血淋淋的现实时,战斗就变得生死攸关了。这时,绝对机构就会分化出绝对的群体和情境,人在其中只能拥有等级和命令赋予的特定行动范围。因此,与日常生活中任何一种角色相比,战争期间士兵身处背景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具备任何选择性。一个被监听的士兵曾在和同伴的对话中这样说道:“咱们就跟机枪似的,不过是用来打仗的武器。”

身为一个士兵,什么时候与谁一起做什么,这完全不取决于他自己的感知、判断与决定;接到命令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能力对其进行解释的余地也非常有限。从这种意义上讲,“角色”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同:在正常社会生活多元化的条件下,这一比重可能微乎其微;但在战争或其他极端条件下,角色则可能占据生活的全部。

因此,在军事背景中,不同角色的要素就有可能相互叠加,产生两种背道而驰的效果:一个土地勘测员的专业知识在确定地形时非常实用;但话说回来,这种民用的技能在战争和大规模杀戮时也可能骤然化身为致命的武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尔福特托普夫父子公司【德国工业炉具制造商,二战期间与SS合作为集中营生产火葬用炉具】的工程师库尔特▪普瑞福尔,他积极参与了为auschwitz研制高效焚尸炉的工作,而他研制的焚尸炉大幅提高了那里每天被谋杀的人数。另一个角色叠加的例子来自于一位打字速记员,她曾为华沙的安全police司令工作,她讲述道:“一旦有一两个德国人在华沙被枪杀,安全police司令哈恩就会命令刑侦总部枪杀一定数量的波兰人。”总部就会指示坐在前厅的秘书,把报告中的相关档案送进去。前厅放满了成堆的的档案。要是那儿有一百份档案,而这次只要枪毙五十个人,那么会轮到哪个人其实完全取决于秘书抽取档案时的一念之差。有时候还会有报告员来加塞儿:‘这个、还有这个得拿走。赶紧把这堆垃圾拿走。’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一想到前台秘书的手里居然掌握着别人的生死,我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你知道,她们当时还会互相问:‘喂,艾丽卡,你说咱们到底拿这个呀还是拿那个?’”

一件本来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工作却因为相关背景的改变而忽然变为谋杀的帮凶。劳▪希尔伯格【奥地利裔美国历史学家,大屠杀研究者】曾对这种潜在的劳动分工做出过明确的描述:每一个police都可能变成“Jew运输专列的看守;每个法官都可能会担任一个行动小组的领导;每一名经济管理总局的财务专员也自然而然地会被视作看管集中营的人选。换句话说,所有必要的军事行动都由相应的备用人选去施行。我们总是试图去区分主动和被动行为,但这个庞大的杀戮机器却从侧面展示了整个德意志民众的面貌。”这段话在战争期间同样适用:每个机械工人都可能维修过夺走了上千人生命的炸弹;每一个屠户都可能参与了为占领区掠夺者们供应给养的工作。汉莎航空公司驾驶FW200机型的飞行员在战斗时也曾被应召进行长途飞行,然而这次他们的任务不是运送乘客,而是去击沉来往于大西洋上的英国商船。由于工作本身并没有变化,所以这些角色的扮演者们一般也没有理由产生道德上的疑惑或拒绝交给他们工作。毕竟工作还是原来的工作。

如我们上文所述,在绝对机构中,既定的背景令人无从选择。而在战争中,情况则愈发极端。我们必须认识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历时长、覆盖面广且从多角度看来德国都不具优势的战争,其本身就具备了“纷繁复杂、难以一目了然的事件之特性”。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身处这个事件的哪个位置,想要正确地为自己定位都难上加难——因此,从主观上来说,群体命令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除此以外,没有东西能更好地保证行动导向的正确性。因此,在危险的关头,个体所在的团体在行动中的重要性就会明显增加。此时,这个团体就会化身为绝对团体。

如果我们将角色理论作为研究背景,那么我们的问题“人们在战争中为什么会杀人或参与其他罪行”,就由一个道德意义上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实践问题了。因为,只有当个人在行动时拥有选择余地,而他却没有那样选择时,问题才涉及道德:比如拒绝参加屠杀Jew行动不会令当事人刑狱加身,或者如我们书中所要描述的诸多sex暴力事件。但是涉及战争中的很多事件和背景时,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战争不像日常生活那样具有多元化的角色,它没有为人们的行为留有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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